1905年9月，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考试以及相关的教育体制。到今年9月，刚好100周年。中国科举是隋炀帝时开始的，时间是公元605年，因此延续了刚好1300年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金榜题名的得意，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梦寐以求的。
    李白、唐寅、蒲松龄、吴敬梓的失意和他们故事的演绎，使中国知识界对古代科举的印象是负面的。清末梁启超、顾炎武等甚至说其“不亚于焚书坑儒”。说中国的科举是八股取士，害了不知道多少文人，几乎成了僵化、落后、迂腐的代名词。
    有观点认为，科举制度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，是在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，存在着种种弊端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，就是极大地扭曲了人的教育观。科举制度下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，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试，考试的目的就是做官，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权。
    但也有人高度评价科举制，认为是中国“第五大发明”，是平民精英分子有机会晋身上流社会、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最为公平公正的方式。到今天，我们国家统一高考、统一司法考试、公开招考公务员、公开招考领导岗位，实际上不但在慢慢恢复“大比取才”、同时也在探索“考试取士”的选择人才的方法。相关部门正在研究《考试法》的立法，现代意义上的“科举”如何进行，已经大有研究的必要。
    其实，一分为二地分析，科举也有其优越性。科举最大的功绩，在于打破了仕途的“贵族圈”和“门阀制度”，用文明竞争的方式，让真正优秀的底层知识分子，有一个直达高层济世救民、报效国家的渠道。
    晚清科举灭亡，是因为考试的内容远远脱离现实，无法经世致用，出题的官员本身已经顽固僵化，知识陈旧，皇室已经大难临头了，还是在搞“起承转合”的陈旧“八股”，闭关锁国选出的人才不懂现代意识和科学技术，根本不能适应对付列强争霸的社会的需要。因此，与其说是科举制度出了问题，不如说是科举的选择标准和考试内容出了问题。科举是为皇室取仕，当这个皇室观念已经日渐被淘汰之际，其取仕的标准也不可能先进。
    科举的优越，首先是它的公平性。人们当然可以以片面的眼光否定科举的公平。比如说能够请得起名师，从小受到扎实教育的，都是官宦大户子弟。但科举制的公平性、公正性仍然是历代公认的。因为最后的考试标准，是全国统一，不问出身的。这为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学子进入上流社会、参与国家管理，提供了机会。其次，科举的严格和诚信度高，也是公认的。历代为试场舞弊被流放、腰斩的主考官员不在少数。
    第三，为所有考生提供平等机会，也是公认的。从乡试到殿试，一级级选拔，身居三公九卿的大官，要为儿子谋个进士出身，都要冒被满门抄斩、家产籍没的风险。第四，国家选人才，所有经费都是国家出，考生借个盘缠就可以上京赶考。第五，选出的人才立即重用。进士可以进皇家中枢参与文案起草，参与国政，也可以外放做官，没有一级级培养造成的人际“环境污染”和关系网，有底层平民的锐气。
    科举制，某种程度上说，是一种选人、用人上的民主与法制。其最大的优越性，是以才取人，而不是以关系和某人好恶取人。它本质上是平等竞争的，而不是层层恩赐的。官场风气要正，关系网要打破，官员能够眼睛向下，真正苦修获取真才实学，只有这种方式才有可能。官由上授，只会培养出一大批蝇营狗苟精于钻营不干实事的跑官要官者。
    一旦钻营拍马比读书有用，选择出来的人是什么样的素质就可想而知了。因此，不管我们如何评价科举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否认它。现在我们正在汲取其精华，并加以改进。在形式和内容上，都要赋予其新的内涵。我们在酝酿《考试法》的时候，是值得对这上千年的国粹作些深入研究和借鉴的。